我的白帝城 晓云
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青葱少女。一个悠长的夏日午后，与同学在学校的冰室吃绿豆沙刨冰，那冰已刨得极碎，咬在嘴里一粒粒还是会蹦来蹦去，咯吱作响。冰凉便由唇一路向下，一直透到每一根神经，这才满足地叹一口气。玻璃窗外，明晃晃的阳光下，树正变得透明，南国的红花无声地绽放。
“你是哪儿的人？”她问。
“奉节。”
“没听说过。”来自大城市的她一脸平静，那平静下面却是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那么你不但地理没学好，语文也没学好。”记得当时年少的我便是这样抢白她。
她讶异：“你说我地理没学好，我认。但是这和语文有什么关系呢？”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首千古流传的诗你没读过吗？白帝城就在我们奉节。
白帝城。
同许多土生土长的奉节人一样，在我极小的时候，我就去过白帝城了。
过年时节，小孩子换了新衣，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兜里装着糖果和葵瓜子。从县城东边出城，过梅溪河，上公路。公路旁边是菜地，初春时分，蜂蝶嗡飞，煞是热闹。偶然有车过，得跳着赶紧避开，慢一点儿，车轮扬起的尘土滚滚而来，直扑得人一头一脸都是。走到山脚，一路向上都是石阶，小小的人走啊走，怎么都走不完似的。绕是这样，看见那个美丽的白帝庙门，仍然极快活。
这样的快活，听大人讲刘备托孤、诸葛亮夜观星相，这些发生在白帝城的故事，根本不懂得那份沉重。转过托孤堂，后面就是西碑林。那也是不被幼时的我们所注意的。一大帮小孩都是直奔那个没了头的石像，乐呵呵地把头放上去，在镜头前留下一个傻傻的笑容，笑得没心没肺，天真无邪。然后最快活的时候来了，我们可以吃一碗凉面。有点辣，有点酸，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味道是家里没有的味道。很多年后，在异地的超市，我才知道，那股我以为是家乡才有的味道，它叫芥末。总是不舍得吃，可是凉面如果不是大口大口地吃，好像又不好吃了。
吃完面，小孩子都会伸出舌头呵气，嘘嘘声里我们互相取笑，那会儿，我们都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过瘾！我们只知道，去白帝城玩就意味着可以把头放在石像上，可以去吃一碗很好吃的凉面。
每年春节都去白帝城。每年都吃一碗凉面。
然后是小学、中学，学校的春游、秋游，也是去白帝城，听老师讲那些我们已听了很多次的故事，然后去吃一碗永远那么好吃的凉面。
一直以为，就是这样了。然而生活永远不会就是这样。
在我最青春最美丽的23岁，我读到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面当然没能绕过三峡，而三峡最魂丽的开头当然是白帝城。在一个文人的咏叹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白帝城的美，那份诗情与战火交炽的厚重。
然后，我又因公因私去了很多次白帝城。在我迷惘的时候，我注意了它“淡泊明志，宁静志远”的古碑；在我开心的时候，我体味了樱花落英缤纷的幽雅；年少轻狂，在观星亭反思自己的渺小；现实迫人，在武侯祠懂得平和谦让。
它是一份凝重的历史画卷，慢慢地懂得读它，慢慢地成长。
在南方做事，认识了更多不知道奉节的人。这时，我已能很平静地告诉他们：“我的家乡，在白帝城下。”
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一种异样的温柔，好像它是我的，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珍宝。电视里，看见水一分分漫上去，漫上我嬉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我努力地睁大眼，不想让人看见我的失态，可是泪水还是不受控制地滑落了。一寸寸，一点点，我的家乡终于淹没在水下，而白帝城，终于和我的家乡以水相隔，变成了一个岛。
淹没在水下的家乡，变成游子心中永远的疼，直到看见它。所有旧时往事涌上心头，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它还在那里。只有它，水天一色，青青夔门下，只有它，像一颗最璀灿的明珠，温暖润泽着我的心。
瞿塘峡畔的歌声
张奎中
一
乡邮员带口信叫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到公社去拿县劳动局的知青招工通知，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公社在山下梅溪河畔的龙潭沱，离我们生产队有十几里路，为保证八点钟准时到达，我天不亮就起床，摸黑抄近路走下陡坡，顺着山沟底很少有人走的茅草小路向公社跑去。临近公社时农房渐多，晨曦中不断有狗群围追堵截，我在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挥舞着，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很兴奋，心情舒畅感到犬吠也如同欢呼。我恭恭敬敬地在公社文书那里办了手续，小心翼翼地把这些转变我命运的纸片放进内衣口袋。本来，在推荐招工时，城关镇的涂镇长听说我在新城公社的农中教书反映较好，要求我到城关中学（即后来的永安中学）当正式教师，但当时受“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政治影响（以后才知道“工人要受一切领导”），一门心思要当工人阶级，而且要当筹建氮肥厂的第一代工人，作厂里的“开国元勋”，成为受人尊敬的“张师傅”，听说氮肥厂是“高温高压高技术，易燃易爆易中毒”对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很有吸引力。而且，穿劳动布制作的工作服是当时的一种时尚，正如同“文革”期间全国男女老少都穿草绿色“军装”一样。厂里的一些师兄在上班时穿着自己平时的衣服，而下班回家则换上崭新干净的工作服，能够吸引一些目光，感到自豪和荣耀。
建立小化肥厂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而在白帝城风景名胜区建厂更是特殊产物。曾经有一位文艺评论家在参观白帝庙后，望着山下氮肥厂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后，即兴编了一句歇后语：“白帝城下建厂---造氮（操蛋）！”真是一针见血。
一九七0年氮肥厂开始筹建，选址在白帝供销社和粮站的粮食仓库所在地，一九七一年动工。对此，上级有关领导持有不同意见，受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错案株连，被贬为四川省副省长、分管农机、小三线建设的邓华将军在县领导的陪同下来视察，满头银丝的上将与随行工作人员都穿着青一色的蓝色棉大衣，他在厂址转一圈后，用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瞻远瞩，指出：白帝城下面的地势狭小，交通不便，又是风景区不适合办厂，要求县里立即另行选址建设。这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原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叱咤风云的老将军这时也是“人微言轻”了。再加上县里已经投入了一些资金，另行选址要造成一些损失，他的“指示”没人放在心上。他离开奉节后，县里依然我行我素，照建不停。其实，邓华将军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以后氮肥厂因地势的原因，其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尝到了苦果。我曾经到其他同等规模的氮肥厂参观学习，我们全厂面积还没有人家的煤坪大。
白帝城下沿山脚有十二棵几人合抱粗的大黄果树，相传是白帝庙一位老和尚每月栽种一棵，至少有一百多年吧。黄果树的特点是在栽种的时节落老叶换新叶，因此，白帝城下十二棵大树依次每月都有黄叶飘飘和嫩芽吐翠，是非常难得的景观。建氮肥厂时只保留了观音洞的两根古树，其余的都倒于刀斧之下，在这些地方修建了缆车道、食堂和职工宿舍。以后氮肥厂因工伤死亡了几个人，当地老百姓说是因为砍断了古树破坏了“风水”，挖断了白帝城的“龙脉”遭到的报应。
由于氮肥厂筹建期间刚来的干部和工人没有地方住，分散住在白帝城周围，其中一部分就住在白帝庙与一位姓陈的老人为伴，他是白帝庙的唯一“守护神”，老人很乐意与我们在一起排遣寂寞，领导上为照顾他，将他的孙子也安排在氮肥厂工作。老头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旧知识分子，学识渊博，经常与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谈古论今，高兴起来甚至把他自制的香茶拿出来招待。
解放后一段时间，因没有成立文物管理所，白帝城的管理状况较差。这位姓陈的老革命放弃在县城工作的良好环境，自愿到白帝城当管理员。那时，白帝庙一派破败景象，无水无电，条件很艰苦，日常生活用水都要从山下的江边挑上来，建氮肥厂时给白帝庙安装了水管和电线。老人德高望重，与周围农民关系相处很好，在群众的帮助下，即使在“文革”期间，那些“破四旧”的伙计们只是毁坏了处于山脚的观音洞的菩萨和神像，他们都不敢觊觎白帝山上的这座古庙，白帝庙的珍贵文物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建厂之初，白帝城还处于人迹稀少的状况，白帝山茂密的灌木丛隐藏着很多秘密，常有野生动物出没。观音洞是供销社存放炸药的仓库，据那个只有一只手臂的保管员讲，他曾经在晚上看见洞里出来一条巨蟒，吓得他好长时间说不出话。因氮肥厂建设，供销社的炸药仓库搬走了，观音洞临时作为氮肥厂的职工食堂，晚上常有一群毛色各异的“毛狗子”（狐狸）来觅食，啃职工们丢下的骨头。在山下草堂河边的沙滩上还看见碗口大的“梅花”脚印，有人认为可能是豹子。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年轻人玩耍后从白帝庙下山，在石梯上看见一个黑呼呼的东西在爬，泸州化专毕业分来的老邱一皮尺砸过去将它打翻按住，原来是一只肥滚滚的“白眉子”，又叫“狗獾子”，有十几斤重。把它炖熟后浮在汤上的油足有一厘米厚。更惊奇的是，大白天一头麂子窜进了厂部生产区的男厕所，被工人们吆喝着逮住养在机修车间，这个惊恐万状的小家伙不吃不喝没活多久就死掉了。
随着工厂投产，机器轰鸣，这些生灵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卡拉OK，更无发廊、夜总会和洗脚城，除了县里工矿电影队偶尔来放一场露天电影外，再无其他娱乐活动。于是，每天下班后瞿塘峡口就成为我们这些精力旺盛、生龙活虎年轻人的唯一去处。
这里作为外景地曾经拍过《等到满山红叶时》等多部电影，三峡里火一般热烈的枫叶给全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著名的桃子山和瞿塘峡口的照片成为长江三峡的缩影和形象。落日的余晖映照着大江，江面上闪烁着，象无数的鱼儿在跳跃，使人眼花缭乱。赤甲山的红色峭壁笼罩在夕阳的金色光芒中更显其雄伟神圣。
我们对着大三峡呼喊，听那崖壁传来的一阵阵浑厚的回声。成都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毕业的老许是我们厂的歌唱家，在他的带领下，小伙子们对着滔滔大江吊嗓练声，造就出一批“美声”和“民族唱法”的歌手。老许是云南个旧人，他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矜持，为人随和，性格豪爽，笑嘻嘻的与每个人都相处融恰。他跟我们一样热爱奉节、热爱三峡、热爱长江，满怀激情地自己填词作曲创作了一首歌唱三峡、歌唱白帝城的抒情歌曲。
夏天的傍晚，峡口吹来的凉风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坐在悬崖边，听那雷鸣般的江涛咆哮，汹涌澎湃的大江翻一个个巨大的泡漩，这些浑黄的泡漩出现神秘莫测：每次出现的形状、大小和位置都不相同，往往在看似平静的江面突如其来猛然翻起，吼声如雷，如开水沸腾、翻江倒海，使人联想起神话中蛟龙的兴风作浪。如果遇到大泡漩能将轮船打得左右摇晃偏离航线，我们曾经在峡口不远处看见一艘货轮顷刻间翻沉，“东方红36号”大型客轮尾部撞在崖壁差点遭到灭顶之灾，还有一只载有二十多人的帆船也差点被泡漩打翻，在江中旋了好几个圈，印证了“桡夫子是死了没埋的”的说法，瞿塘之险名不虚传，“瞿”者惧也。李白在其《荆州歌》中叹道：“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这就是大江、这就是三峡，这就是瞿塘，它既使人恐惧，又使人振奋，我经常沉迷于此，对这些泡漩和波涛百看不厌，汹涌的波涛也激起我内心的澎湃，我凝视着它们、聆听着它们，脑海里什么都不想，好像与大自然、与大江化为一体，就这样往往直到天黑才回到宿舍。我想只有生活在这里才能真正理解“山水”的含义，也就是这般高山流水才铸造出夔州人豪放的性格。
冬天的瞿塘峡又是另一番景象，江水清澈，平缓如“塘”。
有一年的冬天，长江出现少见的枯水期，被炸掉的滟预石露了出来，象一条巨鱼的黑色背脊。我和抽水囤船的师兄们划着小船前去探看这阔别已久的“故友”，长年被江水冲刷的石灰岩礁石表面十分尖利，好象布满了钉板，我们穿着胶鞋都感到硌脚，更无法坐下休息玩耍。站在滟预石上峡中寒风呜呜吹来，抬头望天，绝壁耸立，好象要将我们压为齑粉；低头观水，深不可测，仿佛隐藏着传说中的怪兽会在眨眼间扑出来吞掉我们，令人产生眩晕和害怕之感，呆了一会我们不敢久留只好匆匆告别，用篙杆将“小划子”撑开，奋力划向岸边。
滟预石位于夔门当口的江中，略靠近北岸，“滟预洄澜”是万里长江的一处著名景观，从古至今留下了许许多多慨叹其奇险的诗篇。但滟预石影响航行，对上下船舶带来不安全因素，是江黄金水道中的一大障碍。因此，大跃进时期航道部门将其炸毁，形成暗礁，平时很难一见，我们这次登上去实属不易。
返回时经过北岸江边的岩壁，我们惊喜地发现这里刻着“水位至此”几个大字，落款时间在水下看不清楚。这最低水位的记载与小箭道“洪水至此”遥相呼应，应该是奉节县历史上宝贵的水文资料，不知奉节县的文史部门收集没有。
三
一九七三年夏天，氮肥厂的设备已安装完毕，即将投入生产。投产试车需要从长江上游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运送浓氨水，当时，受运输条件的限制，只能用木船从长江水运。我们碳化车间的几个年轻人转车转船几经周折到达泸州的纳溪镇，来到“泸天化”这座当年全国有名的大化工厂。
用管道将浓氨水装上船后，我们早上五点钟就出发顺江而下。我押运的是万县武陵镇一个生产队的副业船，有五对橹，前后两个驾长，共十几个船工，在川江中算中等木船。我的运气不佳，这是一艘比较破旧的帆船，散装在船舱里的浓氨水虽然用塑料纸掩盖着船板，但根本无济于事，从船板裂缝散发出的浓烈的气味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呛得不敢深呼吸，时间一长感到喉咙有一股怪怪的甜味，十分难受。船工们在舱蓬外摇橹，江风吹拂，氨气要小得多，而我只能闷在舱蓬里。刚上船时，船工们对我这个押船的怀有敌意，他们占据了最佳位置，把我挤在船舱蓬外沿缝隙最大气味最大的地方，其伎俩显而易见是让我受不了逼我下船。后来我才知道，其他地方运浓氨水的人员因押船辛苦难熬，都没有认真跟船，只是要到厂时才上船假装押船以掩人耳目。当年化肥十分紧缺，船工们可以在途中偷一点氨水挑回去作肥料，然后在舱里加一点江水，只要偷得不多到厂化验时浓度可以基本保持，即使差一点也以氨气挥发为理由进行掩盖，能够瞒过去的。刚参加工作的我，首次单独执行公务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视职责大如山，对厂领导交给的任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坚决不肯离开岗位，使这些农民对我毫无办法。
第二天，船工们见我确实是一个老实的“善良百姓”，为人并不刁钻，心性淳朴的农民兄弟对我转变了态度，不再与我为难，主动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伙食团，我欣然同意按当时的标准每天交给船上的炊事员一斤粮票三角钱的伙食费。船上的伙食非常简单，每顿是红薯饭、洋芋饭或包谷面，只有一些咸菜，他们偶尔也到江边场镇购买一点猪肉改善生活，用他们的说法“肠子生了锈，要抹点油”。
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在舱蓬里疲倦了可以站在后面老驾长高高的舵把旁了望前方，甚至跟船工一起摇橹。前驾长把他在船尾“头等舱”的位置让给我睡觉，这里远离船舱，氨味要小得多。从后驾长的口中知道前驾长还是他们的生产队长。
船到重庆时正逢头天下了一场暴雨，从嘉陵江冲出的洪峰翻滚着象一条恶龙直扑长江南岸，挡住了帆船的去路。这是他们面临的难关，到底过不过？两个驾长看了天色担心还要下雨，洪水还要更大，他们就可能隔在重庆要等几天了，于是下决心冲过去。前驾长是一位五十岁左右个子不高瘦削的汉子，平时负责在船头扳梢，与老驾长共同把握好航行的水路和观察风向。这时由他领号子，十多个船工（年老和体力弱的两人一把橹）奋力把十条橹摇得象大鱼的鳍翅飞舞。船冲上激流剧烈地颠簸，波浪扑上船头把前驾长的衣服打得透湿，但他们没有成功，船被冲回到南岸。
第二次又没有成功。
船停在岸边，两个驾长抽着叶子烟，大家把橹翘起来都坐在橹把上沉默不语。休息了一会，前驾长说：“歇够了，再来！”船划到嘉陵江口斜着迅速冲向下游，木船倾斜了，不停的抖动着。前驾长一只手臂夹着梢把头一只手捏着拳头，躬着腰鼓着两眼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号子，简直就是与大江拼死抗争绝望的哀嚎。那些船工一个个脸红筋涨，圆瞪双眼跟着大吼，后驾长叉开双腿双手紧抱着吱吱发响的舵把，盯着汹涌的波浪，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我以后听过重庆“川江号子王”的表演，我觉得远不如我们这伙船工在生死线上喊的号子激越有力、震撼感人。
终于冲过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停下手中的橹喘息，大家任由木船漂流着。一会，一个培养对象模样的小伙子接替前驾长，那船头的梢象一支长长的手臂拨弄着江水，调整着航向。前驾长激越的号子变得舒缓如歌，大家悠扬地应合着，号子中也有些带着俏皮、低俗的色彩，船工们嘻嘻哈哈，情绪变得兴高采烈。天遂人愿，这时下风吹起，船工们用力升起打满补丁的船帆，船头激起阵阵浪花，哗哗地象机动船一样飞驰，个个心情无比舒畅。
一个青年人对我说：“你晓不晓得刚才的事情？刚才要是过不去，船翻了，我们都要死！”
“你们都会游泳嘛，我也会一点点，可以坚持一会儿。”
“再会水都不行！我们运的是氨水，船一翻氨水漫到水里我们都要呛死，一个都跑不脱。”
“那你们为啥子硬要冒险冲过去？你何必要做这个活路，在家种田不稳当？”
“唉，你不晓得，行船走马三分险，我们哪天不危险？一上船这条大河对我们来说又是活路也是死路。再说，在船上每天评十分，不管天晴下雨月月三十工，还补助粮食，家里的口粮就省下来了。别人想来还来不到呢。”
回想起刚才的情景，不禁使我感到毛骨悚然。
一路上，我大饱眼福和耳福，饱览了两岸风光又听了丰富多彩的川江号子，可惜那时还没有录音机，如果录下来就好了。
船到万县武陵已是傍晚，全船的人都带着自己买的东西回家与父母或老婆孩子团聚了，把我孤零零的留在船上。晚上，雨越下越大，江水开始猛涨，两根撑杆已经歪斜，木船有些打偏，船头船尾的棕麻缆绳绷得嘣嘣响，象是要断了。我打着电筒四处查看心里非常焦急，对着岸上大骂，但声音被轰隆隆的雷声立刻吞没了。我忧心忡忡地把衣服脱下作好准备，心想等一会缆绳一旦绷断，我就只有赶快跳下水弃船游上岸了。
这时，一股微弱的亮光在雨幕中闪动，前驾长戴着斗笠，打着电筒溜溜滑滑地跑到河边，一边大声喊：“小张，小张同志！”我高兴万分，象盼到亲人一样。前驾长顺着撑杆迅速爬上船调整好缆绳，然后脱掉衣服，精光条条地跳入江中用背把船顶正，重新支好撑杆。一切处理妥当，前驾长回到船舱穿上衣服点亮马灯与我聊天，我看见他冷得脸发白。他说他姓汪，他们生产队也出了一个人才，在奉节县当过县委副书记，现在调到万县专区医院当领导。我有些不好意思刚才骂人，试探地问他听到我喊啥子没有。他说没有听到，我喊你没有回应，把我吓坏了，以为你出了问题哪。本来，我想等一会来，没想到雨这么大。
我问他，“氨水浸泡后木材要变软，对木船的强度有很大的影响，你们为啥子要运这个？”
前驾长说：“没得办法呀，运氨水还是我们争取到的，河坝边边的都想运。一方面生产队可以有点运输收入，另一方面船舱里的氨水厂里反正抽不干净，我们洗一下兑点水就是化肥啊！我们就是图的这个。”
前驾长一直陪我坐到天要黎明时才站起来，他说：“雨停了，不会有啥子事了，我回去拿点东西马上回来。”
经过七百多公里艰苦而有趣的行程，几天后，木船终于平安到达白帝城下的关庙沱，完成了运输浓氨水的任务，为全厂投产打下了基础。在抽氨水的期间，船工们在江边的沙滩上铺开船帆晾晒，这些粗手大脚的男人手捉针线缝补着千孔百疮的布帆。
清晨，我告别了船上的朋友们，目送他们张着破旧的白帆、摇着橹唱着悠扬的号子向上游慢慢远去，消失在晨雾朦胧的河湾。
氮肥厂是一个新厂，工人和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它没有一些老厂的传统习惯和思维定势，显得生气勃勃，思想解放，我们作为第一代建设者很有自豪感。氮肥厂初创时期的领导也各有特色：姜发文温文尔雅，待人和蔼，有学者风度，深受全厂职工敬重，大家称之为“儒家”。王柏森管理严格，治厂有方，有大将风范，他的有些标新立异的做法令人捧腹，对其又戏称为“法家”。在他们的领导下，一九七四年氮肥厂终于投产，生产的碳酸氢氨源源不断的运到全县乡村，为奉节县的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对我个人而言，这段时期是我踏上人生旅途后心情最舒畅、最惬意的时期。
但是，氮肥厂由于当时设备和工艺的原因，不仅耗能高，而且污染严重，产生的“三废”对周边带来严重的影响，特别是那散发出浓烈刺鼻臭味的黑水流入草堂河再进入长江三峡，造成对水体的污染。在氮肥厂投产前，每逢春汛涨“桃花水”，白帝山下的草堂河口鱼群聚集，是打渔船丰收的季节，那时长江鱼每斤才七角钱。厂里有些职工和农民甚至站在河边用铁钩或鱼网都能够直接捕获。
氮肥厂投产后，这种状况再也看不见了，应该承认在这里建厂对环境，特别是对白帝城这一中外知名的风景名胜影响很大，浪费了奉节县宝贵的旅游资源。
